历史概况—渡海移民的艰辛

    19981122,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的“追根究底──台闽族谱暨家传文物特展”,从这些展品中,可以看出当年台湾移民的历史和艰辛。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,一批批移民,历经艰难困苦,漂过海峡,来到台湾。移民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过程。向台湾移民的主要是福建和广东两地居民。向台湾移民,由来已久,如果不谈明清两代出现的向台湾移民高潮的特殊背景的话,在闽粤地区本身就存在向台湾和海外移民的背景:

      农民没有土地是移民的主要原因。自东晋迄唐宋五代以来,战乱不止,加上黄河地区气候寒冷,自然条件恶劣,因此许多北方人南迁,闽粤人口激增,形成人口过剩局面。此外,当时盛行佛教,闽粤地区特别是福建一带,佛教寺庙越来越多,寺庙占领大量地产,当时富有的地主不过拥有土地近百亩,而拥有土地上千亩的寺庙却比比皆是。土地向寺庙高度集中,泉南地区竟占有十分之七,当地民众只有出洋谋生。同时,闽南和粤东北地处山区,土地贫瘠,“漳泉诸府,负山环海,田少民多,出米不敷民食”,只得向台湾和南洋移民,以寻求生路。

沿海居民的航海习性是移民的原因之一。闽粤海岸曲折,人民与海相习,养成冒险犯难精神。五代以来,闽商大量出海贸易,远洋航行风气日甚,使得当地人漂洋过海成为一种普遍接受的行为。由于海上贸易和远洋航行的发展,也使得闽粤地区的造船技术高人一筹,宋代初期泉州造船已经名扬一时,这为东渡台湾提供了必要的条件。向台湾地区移民正是建立在这种对海的了解之上的,没有航海知识是无法到达台湾的,当然后来大批的移民则是由一些专门的船户进行。

      台湾海峡一直是闽粤人活动的地区。从历史上看,早就有闽粤人在台湾地区活动。其中主要有商人和渔民两类,闽粤两地的商人前往台湾以货易货,换取台湾的黄金、硫磺等矿物和各种经济特产;渔民则来台湾水域捕鱼,台湾海峡早就成了海商渔民频繁活动地区,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闽粤民众前往台湾。

      闽粤地区的宗族习惯也是移民的原因。就当地人本身来说,闽粤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惯也促使他们向外发展。在封建社会,当地人宗族观念很强,盛行田产长子继承制,由长子继承祖业,其他儿子只得外出谋生,寻求发展,以便来日衣锦还乡,光宗耀祖。再则,凡是在海外稍有成就者,也喜好把族中的亲人带往海外发展,因此赴台湾谋生越来越盛行,在一些较为集中的地区更是成为主要谋生途径。

      在上述背景之下,赴台的闽粤移民各有各的原因。林再复先生曾经对历史上闽粤地区对外移民情况进行分析,认为在人口外移的原因中,经济困难占60%以上;投靠海外亲友者占20%;企图发展一番事业者约占3%左右。(见林再复:《台湾开发史》第31页)。从中可以看出,闽粤移民中的大部分是为了解决生存难题,只有一小部分是为了发家致富、造就事业。

今天渡过台湾海峡已是轻而易举的事,但是在古代的航海条件下,穿渡海峡并不容易。在澎湖群岛风柜尾和虎井两孤岛间的海面,被称为“黑水沟”,这是一条湍急的海流,不知吞噬了多少移民的生命,留下了“六死三留一回头”的凄惨传说。移民赴台并不容易,除了只有木帆船这一航海工具的局限外,还有就是航线和气候上的风险。台湾海峡存在着南北海流,形成类似于“黑水沟”的暗流,对来往的木帆船带来巨大威胁,多少条渡海的木船翻在暗流之中。

      渡海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气候的好坏,风向风速、以及相应的海浪是渡海者首先关心的难题。从气候上讲,台湾海峡之间存在着对航海木船威胁极大的南北季风。移民乘坐的木帆船,如果顺风顺水,自闽南到台湾,只需14小时至2天左右。顺利的话“舟船起碇扬帆,顺流东向,四更功夫过黑水洋(沟),五更功夫抵岸,七更北靠淡水、基隆,偏东乌石港,南抵安平、布袋,偏北抵北港、鹿港、红毛、梧栖,偏南打狗。”但是,海风无定向,往往在福建沿海同时同地开出的两艘并行的船只,一艘能碰上顺风,一艘可能碰上逆风,到达台湾时可能相差近10天。从中可以看出,在对海洋性气候并没完全掌握的古代,渡海需要冒多大的危险?

      正是在早期渡海者的成功、失败甚至死亡的基础上,闽粤民众总结出东渡台湾的时间,以农历论,少台风的4月、夏间的7月、小阳春气候的10月为最好;最忌多台风的6月和9月,而11月至次年3月则海浪最大,如果此时赴台则会冒很大的风险。先人的经验有助于减少渡海的失败,但是在科学技术落后的古代,并不能确保每一次航行的安全。

    大陆移民主要来自闽粤地区

     厦门,更是自古以来闽粤移民前往台湾的主要集散地。据史书记载和实地考证,闽粤地区渡海赴台的出发地点,有28处之多,主要分布在福建沿海,它们是台江泛、马尾港、潭头港、兴化湾、平海湾、泉州湾、深沪湾、围头澳、围头、刘五店、澳头、小蚱港、峰尾、黄奇、厦门、诏安湾、前河、湾角、宫前、云霄港、浮头港、将军港、港尾、牛尾、长泰港、石码、海门。广东方面的移民,则是从汕头附近各港口出发,然后乘船到厦门等附近的码头,再经澎湖马公岛和东吉洋等地前往台湾,这是当时成功率较高的移民航线。

      在闽粤移民航线中,澎湖岛群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澎湖岛距大陆直线距离约110公里,离台湾西海岸约40公里,因而成为闽台间联络的捷径,既是在航海、气象不发达的古代成为两地来往的必经之路,也可为航行识别方向、躲避风浪、补充淡水食物等。可以说,台湾是移民的终点站,但如果没有为航行提供方便的澎湖岛,很可能移民渡海要受到极大的影响。

      澎湖也和台湾一样,在史前时期就有大陆人居住过。澎湖良文港曾经出土过一批文物,证明史前时期大陆汉人就来过澎湖。进入文明社会后,早期到达澎湖的主要是闽南沿海一带的渔民,在岛上躲避风雨,补充淡水和柴火,修理渔具。后来就有人在岛上建起草屋,把此作为暂时居住的地方。人烟增加后,有些渔民则在此定居,开荒种地,捕鱼捞虾,岛上开始出现村落。这些居民则成为澎湖群岛上第一批大陆移民,自此以后,两岸都有人们来到澎湖地区。

    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,大陆移民何时来到台湾岛很难定论,当时人们没有意识到、也没有条件记下自己的活动。

    腥臊海边多鬼市,

    岛夷居处无乡里。

    黑皮年少学采珠,

    手把生犀照咸水。

      这是唐代诗人施肩吾写的《岛夷行》,一幅大陆移民和当地少数居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场景,来自闽粤沿海的年轻人,白天劳动皮肤都晒黑了,晚上还在举着火把,捕蚌采珠。此诗可以说是最早谈及汉人在台湾活动的史料,由于只是诗,所以后人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,不承认诗中所指的就是台湾。在当时的众多诗人中,并没有其它人提到此事,应该说施肩吾写的是在“岛夷”的亲身所见。唐代以前关于台湾的各种名称中,只有“岛夷”既有地名也有“某地人”的含意,因此可以说这位诗人就是想说“在台湾的汉人”的事。如果他想说其他地方,应该直接使用该地地名,否则在当时则会增加流传的难度。

      关于闽粤移民的事之所以没有出现在官家文书上,是因为当时对台移民一直是闽粤两地、而且是民间的事,再则是因为朝廷和地方衙门与台湾发生的公务不多。直到宋代,关于大陆汉人在台澎地区的活动情况正式出现在某些特定的史料上。在楼钥所写的《汪公行状》上写道:“郡实濒海,中有沙洲数万亩,号平湖”;在周必大所写的《汪公神道碑》上写道:“海中大洲号平湖,邦人就植粟、麦、麻”。从中可以看出,当时已有大陆汉人在岛上耕种定居。由于他们耕种的粮食,被称为“岛夷号毗舍耶者”的台湾本岛居民所抢走,宋代则开始派兵在澎湖“春季遣戍”,“秋暮始归”,直到乾道7年(公元1171年)4月,汪大猷担任泉州知州,开始派水军,在澎湖建屋200间,屯守澎湖。澎湖地区有汉人在岛上种植粮食,说明已有汉人正式定居;需要派出军队保护,说明定居已有规模。

      元代时期,沿海地方官府意识到澎湖地区的重要性,一是澎湖成为对台移民的中转站,二是澎湖当地定居者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。因此在至元27年(公元1290年),在澎湖设立“巡检司”,把台澎地区正式划归泉州路的同安县,定居澎湖的汉人增加。到大德元年(公元1297年),已经有2001600余人,“巨细相间,坡垅相望”,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村庄和农田。澎湖的开发,为大陆汉人横渡台湾海峡,进一步与岛内土著居民的接触、交往乃至移居台湾、传播汉族文化,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。澎湖群岛在赴台移民过程中也越来越重要。

     台南地区是闽粤移民最早到达的地区。台南平原是台湾最大的平原,位于北端大肚溪南端高屏溪之间的西部沿海地区,分布在彰化县、云林县、嘉义县市、台南县市和高雄县,东西宽达43公里,南北长达188公里,与澎湖岛隔海相望,因此成为大陆移民登陆的首选地点,也成为最早开发的地区。随着已定居移民对台湾中部、北部的初步开发,吸引后来的移民前往中、北部。

      闽粤移民移居台湾是逐步发展起来的。在移居台湾之前,在汉人定居澎湖岛的过程中,也有不少大陆汉人在渔汛期到过台湾,他们也是由逗留到定居。由于嘉南地区要比澎湖岛的地理、气候、物产等自然条件好得多,所以很快建立起一个个汉人村落,由从渔改为半渔半农、直至弃渔垦荒,垦荒区域也从台南地区开始向北部鸡笼、淡水等地扩展。

      明朝建立后,朱元璋这位出身低贱的皇帝,知道政权到手的不易,所以巩固政权成为第一位的任务。尤为担心曾经跟自己一起起来造反的难兄难弟方国珍、张士诚利用海路进行侵扰,下令在东南沿海地区实施“迁界移民”、坚壁清野政策,阻止闽台之间的来往。这种愚蠢的“海禁政策”历时200年,既为大陆民众赴台制造了重重障碍,也使得海上海盗猖獗、倭寇横行。到明代后期,“海禁政策”才开始改变,之所以改变是因为海禁已经有名无实。

      明代后期天启元年,1622年,漳州人颜思齐到达台湾,他的登陆地点是台南地区的北港朝天宫,古称笨港。颜思齐本在沿海地区从事海上贸易,他为防止海盗侵扰,便于进行海上贸易,组织了海上武装集团。为控制航道和便于海上贸易,率领部下来到台湾,筑寨屯垦,镇抚番社,吸引许多闽粤沿海地区的民众来台。因此,他被称为大批闽粤移民来台之始,在他的主持下,出现了第一次移民潮。在嘉义有一座墓园,专门纪念他。

      颜思齐事业小成身先亡。5年(1626年)后,他在打猎时不幸病死,部将郑芝龙被推为首领。郑芝龙,福建南安人,字飞皇,小字一官,早年追随颜思齐,后接受明王朝招安,曾任都督同知。郑芝龙在闽台沿海地区,劫富济贫加杀人越货,影响很大,很快发展到30000余人。他的队伍中有相当一批官兵定居台湾,成为事实上的“军事移民”。

      颜、郑时期成为闽粤移民去台第一次高潮。尤其是1632年(明崇桢3年),福建大旱,颗粒无收,本来无地少地的农民更加无以为生,饥民灾民遍地。郑芝龙奏请福建巡抚熊文灿后,招募饥民前往台湾,“人给银三两,三人给牛一头,用海舶载至台湾,令其芟舍开垦荒土为田”。有书记载,当时是“赴之如归市”。如果说,福建巡抚愿意拿出数万两银两和如此多的耕牛,在大灾之年恐怕难为事实,但是移民们凭着郑芝龙贷给的部分农具、种子,辛勤劳作,收获增加,“秋成所获,倍于中土”,“衣食之余,纳租郑氏”。郑芝龙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组织移民前往台湾的人士。在此次移民影响下,在闽粤沿海地区移民台湾成为日后主要社会活动之一,农村中的许多青壮年把此当作出外奋斗的机会。

荷兰强占台湾时期,殖民当局把两岸之间的贸易作为掠夺财富的基本手段,两岸经济活动发展很快。郑成功收复台湾后,台湾的闽粤移民迅速增加。移民来源主要有“军事移民”和“民间移民”两大部分。军事移民是有组织进行,民间移民是因为郑氏政权入台后台湾进入全面开发时期,一方面需要劳动力,另一方面是移民到台后谋生空间较大。

      郑成功在驱逐荷兰侵略者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,开始部署军事屯垦,把军队派驻一些未开发地区。在郑成功兵发台湾的3万军队中约有1万左右的女眷和非战斗随员,她们中的不少人到达台湾后则开始进行生产。在收复台湾后,郑成功开始推广封建土地所有制,废除了荷兰殖民时代的“王田”制度。同时发布垦田条例,实施“寓兵以农”的屯田政策,“有警则荷戈以战,无警则负耒以耕”,郑军官兵分赴广大未开发地区,加快了台湾的开发过程。此外,郑军俘获的数千清军官兵也被发配台湾屯垦。总之,郑家军有相当一部分官兵最后留在台湾定居,他们是第一次有组织的向台湾移民。

      在今天台湾一些地方,还能看到军事移民的痕迹。在台湾彰化县秀水乡,有一地名叫“陕西村”。村名的由来就是因为郑成功的军事移民。在郑成功军队里有一名叫马信的将领,他带着一些陕西籍的官兵,来到此处屯垦,世代在这里繁衍。为了表达对故乡的思念,所以称为“陕西村”。如果没有郑成功收复台湾一事,恐怕这些北方人很难成为台湾的居民。

      郑家控制台湾时期,是民间移民的高峰期。郑氏集团与清朝政府对立后,为阻止郑军从大陆获取给养和兵员,清朝政府自1661年起实施比明朝初年更严厉的“迁界政策”,东南沿海尤其是闽粤沿海30里范围内的民众全部内迁,多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,家破人亡。郑成功利用此机,在东南沿海广招不肯迁界和内迁后逃回的民众赴台。这批移民数量难以考证,但为数不少,查继佐在《东山国语·台湾后语》一书中说:“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,烟火相接”。以后移民也是“有禁无阻”,原因很简单,郑氏政权是出于与朝廷对抗的目的,通过移民增加兵员和通过开发更多的土地增加财政收入;民间则是经济利益所驱动,希望通过移居台湾能摆脱生活无着的困境。

      因为移民数量的大幅增加,在郑氏集团治台期间,当地的汉族人口迅速增加至12万人。闽粤移民的到来,加快了台湾的开发。在郑氏政权时期,从嘉义的北港溪到高屏溪之间的平原地带得到开发,在南部的恒春和北部的淡水河、中部的大甲溪附近已有移民点。移民高峰期,当然也成为开发台湾的高峰期。

郑氏集团回归清朝后,迎来了移民赴台的又一高潮。1683103(康熙22813)康熙皇帝派遣水师提督施琅通过“以战逼和方式”统一台湾后,次年清朝取消“海禁”,台湾地方官员一方面因为岛内还有许多地方没有开发,需要到大陆招募民众;另一方面闽粤地区因为人口增加和土地集中更加严重,许多民众只有通过海上贸易和出洋谋职谋生。因此,出现了“流民归者如市”,“内地入籍者众”赴台移民潮。但是,这一波移民潮不久因为清政府再次实施“海禁政策”所终止,因为移民台湾为非法,所以移民成为地下、小规模的行动。

      闽粤等地民众移居台湾主要是为了谋生,受家乡生存危机和利益驱动不会停止移台行动,所以说“海禁”是禁不住的。17901885年间,清政府同意移民可以坐“官渡”来台,之后解除对移民的限制。清代出现的赴台移民潮,持续时间较长,移民数量很大,具体不好统计,但是从台湾人口的增长可以看出这一点。在郑氏集团统治时期,台湾外省人已经增至约12万人,加上总数约10万人的原住民,台湾人口已达20余万人;到乾隆28年(1763年),台湾人口已达到66万余人,40余年间增加46万人;到乾隆47年(1782年),台湾人口为91万人,20年间增加了25万人;到嘉庆16年(1811年),台湾人口为190万人,30年间增加了近100万人。光绪年间,台湾人口已增至300余万。台湾人口之所以高速增长,台湾开发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是其原因外,闽粤移民是增长的主要因素,形成了大陆移民远多于本地居民的特点。

      闽粤移民的成分、闽粤移民远多于本地居民的特点早为人们所关注。清代《小琉球漫志》也说:“台地居民,泉、漳二郡十有六、七,东粤嘉、潮二郡十有二、三,兴化、汀州二郡十不满一,他郡无有。”日据时代《安平县杂记》也是这样说:“隶漳、泉者十分之七、八,是曰闽籍;隶嘉应、潮州籍者十分之二,是曰粤籍;其余隶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,百分中仅一分焉。”上述台湾居民的成分,基本保持到现在。

    从台湾地名中可以看到很多闽粤移民的情况。在台湾的地名中,有一些与其他地方所不同的地方。经常有以“股”为地名,如“五股”、“七股”,这是清代移民在开垦处女地时,由垦户联合起来向官府申请,共同出资,招丁垦荒,开垦完成定居后,即以“股”为名。

      在台湾地名中,也有一些以“分、份”为地名。这是因为合股开垦后,垦户以股份再分土地,并且以垦首分得的份数为地名,如“五分埔、头份、九份、十分寮”等。

      在台湾地名中,还有以“结”为地名的,这在宜兰一带较为常见。“结”是移民的组织单位,他们到台后,集居地则以多少结为名,如“双结村、四结村、十六结”等。

      在台湾地名中,有一些还以“围”为地名的。这是因为移民进入东海岸北部的兰阳平原时,担心山中的高山族攻击,用土筑成围墙,称为“围”并以此作为地名。如“头围”,即今天的头城;后来又建了“二围、三围、四围”等,“五围”即今天的宜兰市。

      在台湾地名中,竟然有不少是以闽粤沿海地区的县名、府名甚至村庄的名称命名的,如“同安、南安、德化、南靖、永定、海丰、梅州、田心、大溪”等,这显然是移民们对自己的家乡怀念的结果。

    这些台湾特有的、与众不同的地名称呼,反映了移民们当时的生活、生产特点,反映了闽粤移民奋斗经历,反映了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。

 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经济、交通条件下,再加上政治黑暗、官匪勾结,五分天灾五分人祸,使得移民渡海创业充满艰难,告别亲人、筹措路资是一关,上路偷渡、联络蛇头是一关,风浪侵袭、蛇头敲诈是一关,上岸寻点、开荒创业又一关。过了一关又一关,谋生不易,成功更难。

      海上复杂多变的气候是移民渡海的难关,但是更难过的是“人”关。长期的“海禁政策”,使得本来充满恶劣气候威胁、危险的渡海航行,又加上政治的限制,渡海还得躲避官方的查禁。因此,在移民过程中,出现了“客头”这个词。客头,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“蛇头”,他们成为移民渡海的途径和最大的威胁。

      有过政治业绩的康熙,在对台问题上也取得过统一台湾的成就,但是在晚期却开始推行“海禁政策”。1718年(康熙57年),清朝再次作出“禁止私渡台湾”的规定,其中只是三次同意放宽在台民众携眷赴台的规定。在这种情况下,闽粤移民赴台只能靠私渡进行。

      因为私渡者众多,包揽私渡和以此赢利已经成为某些人的职业。私渡者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后,则可由“客头”负责偷运去台。私渡地点大都是在厦门附近的曾厝安、白石头、大担、南山边、镇海、歧尾等小港。在偷运途中,因为与“客头”、船主等争吵或所交款项不足,私渡者则会被推下水淹死,这称为“灌水”;随便找个小岛,骗私渡者上岸自生自灭,叫“放生”;在离岸较远的地方,逼私渡者在泥沙中挣扎,叫“种芋”;坐视私渡者被海浪卷走叫“饲鱼”。渡海移民之苦可以想象。

      数百年来,因为航海技术和工具不发达,移民渡海充满危险,现在既是私渡,既要受蛇头的欺诈,又要躲避官家查缉、偷渡船只经常冒险出海,更增加了移民的艰辛,甚至断送了性命。因此,当时有人唱道:“劝君切莫过台湾,台湾恰似鬼门关”。悲歌一曲,唱出多少移民者的心酸。

      移民到台湾后,也不是坦途在前。在以往移民中,有一类人被称为“罗汉脚”。说的是移民们基本为男性,只身来到台湾,不少人无法与当地平埔族女子通婚,创业无成,沦为游民甚至乞丐,生前举目无亲,流离失所;死后无人照料,遗骨路旁。移民们和高山族称他们为“罗汉脚”。旧时流传于移民中的诗说:

  灌木蔽人视,梦草人行。

    木杪恶蛾虺,草根穴狸

    毒虫同寝处,瘴泉供饪烹。

    病者十四五,聒者呻呤声。

    海东野牛未驯习,三人驱之两人牵。

    扯断缰绳牵不直,偾辕破犁跳如织。

    使我一锄翻一土,一尺两尺已乏力。

    那知草根数尺深,挥锄终日不得息。

    除草一年草不荒,教牛一年牛不狂。

    今年成田明年种,明年自不费官粮。

    如今官粮不充腹,严令刻期食新谷。

    新谷何曾种一茎,饿死海东无人哭。

      从两首诗中可以看出,移民到台后的场景,前一首说的瘴疠毒蛇猛兽横行,后者说的是垦荒之难。两难之下,多少移民梦断异乡。

    移民的艰辛还可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。在台湾的寺庙中,有一类称为“有应公庙”。闽粤移民且不说移民路上辛酸泪,到台湾后并不是人人成功。他们主要是垦荒,生产、生活条件非常恶劣,没有家,没有亲人,筚路蓝缕,以启山林,以毒蛇猛兽、瘟疫、台风、洪水搏斗。其次,因为生存和保卫劳动成果的需要,闽南人和客家人,闽南人中的漳州籍和泉州籍,移民和不理解移民所为的高山族之间,还经常发生械斗,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。此外,移民们的劳动成果还受到统治阶层和移民首领的剥夺。因此失败者俯拾皆是,成功者也是历尽苦难,台湾的开发浸透了他们的血和泪。移民们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清楚,也对不幸者异常同情。他们把“罗汉脚”的遗骨收殓,立庙祭祀,称他们为“有应公”,这就是台湾村落旁、田园边、墓地内经常出现“有应公庙”的由来。在移民中流行“少年若无一次憨,路边哪有‘有应公’”的说法,说的是青壮年移民、流浪来台、以致客死他乡的悲惨情景。

     在移民社会中,当然也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关系。在移民社会中,最初大都是以血缘、宗族为纽带,组织移民赴台和集中进行垦荒,以便于生存、垦荒和打开局面。随着移民活动的增加,血缘、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应,他们通过同乡的关系结伴来台,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,大批移民来台到同一地区共同开垦。定居后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保卫生产成果,他们又需要联合和组织起来。因此,很快由祖籍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。这种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祖籍地缘关系,成为台湾族群矛盾的由来,一直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发生作用,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局的演变。

      台湾的发展与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台湾的开发是因为移民的到来,移民的增加加快了开发的速度和程度。清代时期,在台湾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,开始有组织的安排移民垦荒拓土,因此台湾西海岸平原和丘陵地区、东部海岸北端平原地区已经全部开发,并且开发的触角已经伸向五大山脉内部和东海岸地区。因此,可以说台湾的发展史,本身就是两岸人民共同生存、共同创造、共同奋斗的历史;无论是台湾同胞,还是闽粤移民,都是中国人。是中国人建设了大陆,是中国人建设了台湾。

台湾的发展史可以证明,跨过海峡赴台湾的大陆开拓者“带去先进的生产方式,由南到北,由西到东,筚路蓝缕,披荆斩棘,大大加速了台湾整体开发的进程。这一史实说明,台湾和中国其他省区一样,同为中国各族人民所开拓所定居”,“台湾的开拓发展史,凝聚了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智慧”。(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《台湾问题与中国的统一》)。这一结论符合台湾的历史,这一结论代表了千千万万为台湾的开发作出过贡献的劳动者的心愿。